第一节绪论

一、物理属性
    庄子《逍遥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概括的自然界本质，就是情理法，美是对情的审度，情理法普遍转移到社会，其自然属性与物质、能量、动量同义。人类是万物之主宰，生命的最高形态。有权利、承诺、责任、义务去言谈，议论和给出说法，但这首先要从认知自己，解了自己开始。几千年来，人类对自身还处在一知半解中，对天地的认识和创世更莫衷于是，误解多多，与自然界和谐并存的可持续发展很难。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揭示了质能动关系。质能式等价情理式，丝丝入扣。但是狭义质论式解释宇宙天体还存在局限性，因此，用狭义情理式解释人类社会，其局限性在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都未能揭开隐秘。这已是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共有的问题。
    怎样解释大情、大理、大法，迄今应当有的基本认识，若隐若现在人类理想社会的信仰求证中。马克思说“理想社会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以此实现从必然到自由的本质，本质力量的占有和支配，精辟地认证了人与自然的共同目的。
    情感动力学就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科学。是建立在物理学、动力学、运动学上的综合学科，与心理学的交叉性很强。现实中的人，大多数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消耗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开拓内在获得智慧，智慧成了人类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不具体的东西。西方从应用科学角度，创建了智力测检的理论和方法，从综合意义上评估了智力的高中低三个层面。统计概率表明，人类的普遍智力仅在中等程度，高智力仅是人们某些应用表达。智慧则可以函盖人的全部表达，包括认知、情感、意志、人格和心理生理的综合品性品行。
    继IQ后，出现的EQ、CQ，就是针对情感和应变的测验，但也偏重于常规验证。人类深层次的知、情、意的综合意识行为的高位，还有待攀升。换句话说，人类在任何文化领域，对自己的认证尚欠缺很多。
    这种欠缺对人类社会高度文明，起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和障碍。慧美工程学就在于克服一切因未能开拓自己而造成的生理心理弊端，进入不同程度和意义的自觉——自在；和谐——进取；平凡——伟大。人类社会的世俗层面极大，文化媚俗其实是一种消极的价值观，通常表达在认知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语言、想象、意识、注意、需要、动机、情绪、情感、意志、能力、人格和气质等方面，维持着较低水准的社会心理状态。道德感、美感和理智感的角色意义，仅仅起到配角作用。主角的主体作用对社会心理活动，是完全从属的。
    当社会心理活动由传统意识完全控制时，人的自我知觉多被否定，社会也就处在泛情、泛理、泛法中表达种种俗不可耐的循环复制，道德感、美感和理智感的协调十分有限。更谈不上质量。
    提高生活和生命质量也说说而已，或者只作为物质化的彰显。由此更让人类自觉不自觉成为物质的奴隶，丧失很多良知和真美。
    奴化生存准则从神话世界到世俗世界，已桎梏了人类几千年。人类从个体到群体所能感觉和体验的，就只是宿命的相安无事的生存态度。
    从心理学说，有不少人的心理是处在扰动中的，但又多处于迷离的忧郁和无可奈何。情绪、情感动力的增力和减力的两极分化，是社会创新和破坏的挑战力。因此创新心理与犯罪心理只在极小的层面上并存。
就知、情、意来说，都有其基本物理属性。
    只有理解人本的物理属性，人类才算真正认识了自己。然而，这个理解必须付出相当代价，换句话说，将动摇传统文化各领域的某些理念，并给出新的说法。主题词就是依据物理学对自然世界的还原模拟，证明人自己具有的还原性与模拟性。
    庄子是中国道学的重要传承人物，《逍遥游》是他的道学思想总汇。我们引入他对天地万物的概括，主要是让大家明确情、理、法的自然属性，并联系最本质的物质、能量、动量来理解自然化人亦是一种物化过程与终结，在社会层面上，文化化人则是情感、理性、法度的体现过程与终结，两者都离不开天地变化的规律。
    每一个个体都依存于这个规律，有人说规律就是“道”，但稍嫌笼统，其实道的更具体的说法，我们用动力学定义，更能说明天法地，地法人，人法自然的运动学关系中的必须由人来完成的特定因果律，法的定义就是运动学，它始终遵循自然法则。法则与定律不能混淆，自然法则是永恒的、唯一的，而自然定律则是多样的、多因的，尤其是物理定律。道在物理学范畴的定义，就是动力学机制。道法自然，精辟地概括了迄今未能认证的运动学与动力学统一。其实道学一句大道不易，已明确表达了统一的因果关系，是外存于天地间，而且也内存于人本。
    上帝创造世界的上帝是什么造的呢？从未有人想过。一旦想就得把上帝也看成成物化体或者一种能量体现，依存自然法则和规律，行使创世意志。西方宗教杜撰的“上帝”其实也是人，他就是耶和华，较他更早创世的人，中华民族有一大批，对此，我们留待后面讲述。
    上帝也称天主，说白了所主的就是自然法则，西方科学家早就把上帝与自然看成同义语接受下来，向自然逼近意味向上帝靠拢，已是一种共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哲学语高度总结了这点，事实上创世各大宗教教义，都依据自然主义撰写。
    自然主义第一要项就是情（质），理则由情中释放。我们引入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质能式，说明的情理关系，也是狭义的；广义的情理，人类还未把握到，换句话说，距上帝“旨意”尚远。
    本讲义就在于缩短人与自然的距离，这当然不是休假日去旅游，感受对自然的回归，那种文化化人的情感只能是一种心理陶冶，却涉入不了心理本质。只有弄清楚人的心理本质，才能有效地还原和模拟自然。
    这就不是狭义情理式能解决的了，狭义质能式是建立在质能不可逆上，而人本心理却具有可逆转性，因为天本如此，人本也必然如此。
    传统的IQ、EQ、CQ理论，同样是建立在心理不可逆转上的实践，所以问世以来，对人的本质、本质力量开拓有限。而且依据的是统计概率，统计对象和指标，这种方法很局限。智商是19世纪末，由比尔首创的对智力测验的理论和方法。计算方法有两个，其一为比率智商，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施太伦提出，用IQ代表智商，公式为：
                   MA（心理年龄）
IQ（智商）=   ————— — ——     ×100
                    CA（实足年龄）
其二为离差智商由韦克斯勒提出，公式为：
                     15（X—M）
IQ=100       +    —————
                       S
两种方法都针对智力智商，本讲义讲述的是智慧的产生方法。我们引入三Q理论主要表达智力、情感、应变的心理效应和关联，而不在于用统计法证明什么。实证科学手段对人本的验证，在深层次的方方面面，已无能为力。因此，提出了人自己证明自己的超实证科学主张，依据理论自洽的逻辑推理作为要件和参量。何况这里所指的情是原生情，与复制情不能相提并论，而聪明亦不等同智慧，至于应变是个非常艺术化的行为，三者都不是智商能认证的。

二、文化特色
    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是落实在文化化人与人化文化上的，相依性十分贴切。美国《大百科全书》对文化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和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这种由自然关系形成的意识，其主客体同一表达的人与社会的和谐，才能称之真正的文明，文明是人类社会时空，由文化显达程度和意义的表达。以此构建社会文明，是作为特定的崇拜憧憬存在于人的。由人来彰现已实现的精神和物质成果，是文明价值审美。
    情感动力学的文化含量十分重，知识应用十分广，人体效应十分强。研究它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情。尽管情被普遍应用，但提到本质上的阐释，至今还没有。宋词云：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给出对情的意境描述，但确定不了情的自然属性，更不敢当成物。古往今来，情无处不在，有形无形地作用人，人却很难定义它。
    这真还有点讽刺味，平心静气说，无疑归结于人对文化本身缺乏深层探索。在某些传统文化背景下，情感近乎于滥殇。20世纪初，新文化旗手、主将鲁迅的杂文集，以《坟》、《彷徨》、《二心》、《伤逝》、《呐喊》、《祝福》，巧妙地影射了国民素质的挣扎现实，起落点就是情；对于情困情扰，《红楼梦》暗讽得更隐讳，几个主要和重要角色的名称，曹雪芹用了谐音，如贾（假）宝玉，代表尚待开化的石头，（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林（怜）黛玉，代表怜悯美丽的石头，薛（学）宝钗代表金石间的选择，秦（情）可卿（亲）这位特殊女人，讽刺了“荣国府不荣，宁国府不宁”的虚伪。
    这种讽刺，嘲弄和忧郁的主题，惟妙惟俏写照的个性心理很深沉。遗憾的是红学家们没有触及到，仅仅就人就事作了泛泛的研究。以上两个例子，供大家参考。
    就中国文化底蕴说十分厚重，发轫可追溯到7000年前创世期，在两三千年的跨度间，留下的中华民族典籍，才是真正的文化底蕴。这时期的人事多划归神话世界，成为一种追求象征。神话世界至高无上，代表了理想至上。从夏商周产生的文化开始，主体逐渐形成奴化性，从奴隶社会演化到封建社会，奴化文化由伦理学充斥。广义的情锁定在狭隘意识中，情性也只能基于纲常，文化把心性极大闭锁起来，自然意识的表达受到限制，文化化人与人化文化陷入恶性循环，情理耗散中法不成法。
    对此，大家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正唯物主义来辩识，就不难发现某种程度和范围的“文化热寂”。中华民族后5000年，这种热寂现象，导致了整体素质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特色当然不能长期依持旧文化特色，显达新特色的文化，党和国家定位很高，与实际存在的反差，只能由提升人本素质来解决，在本原和极端，综合和复杂的层面上探索解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至关重要。
    人本效应得不到有效拓展，与传统文化有关，在社会学意义上，自然化人与人化自然通常由文化化人与人化文化替代。除却创世经典文化外，人类文化的文明历史，东西方都截断了源头，把开宗的人事划归神话后，人间演绎的一切都服从了社会奴化需要，演绎文化的人的动机无非维护统治者（大小奴隶主）而已。在中国，孔子是最典型的人物，他的儒学和理学十分狭义，但迎合了君主的需要，而成为“圣学”。为这个“圣学”的宣扬，中华民族付出的是人本素质低下的代价。直到20世纪初，兴起的民主主义革命，才冲击了它。之前，有良知的人只能隐讳地表达。曹雪芹用一部《红楼梦》，道尽了苦衷；鲁迅则在民主革命的环境和条件下，旗帜鲜明地作了表达。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仍要持续这种斗争，当然不在于对儒学的批判，而是针对由这套理论造成的各种社会观念，它普遍存在在各层面。这个延续了上千年的“文化热寂”，才是大家要正视的，它已使很多人相应陷入某种“心理热寂”中。对此，可以依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来理解，这个定律普适人本心理圈。处于热寂中的情感，因缺乏动力而疲软，大家结合现实和自身体会或许比我们讲述更贴切。
    这里要提示的是，个体心理热寂的总和，必然形成社会心理趋同的恶性循环。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补充“负熵”，由人本效应导出新意识和新理念，以新特色文化来彰显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对此，党和国家的一系列主张，已经作出定位。大家应积极地把情感参与到变革中去，作出高品味文化选择。
    伟大复兴，已凸现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等倡导中，亟待形成理论，实践则是每个个体的情感问题了。在市场经济支配下的市场文化，已经快失却情感，保留的仅仅是泛情现象。这种泛情又成为新的循环恶性加入传统文化怪圈中，人本心理环境很难优化；社会环境也很难优化。
这就涉及到个体情感动力的问题了。
    本讲义针对文化化人存在的问题，重新整理历史，澄清人化文化的起源，地球上最初的文化集中在创世经典中，这与“结绳记事”等文明起源说不在一个源头上。传统文化强调人类原始文化是从无开始的，从奴隶制社会才逐步形成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价值体系。当今这个观念和体系，仍具有正统意义，这就是文化化人的问题所在。创世者们的人化文化和文化化人与后来者的文化化人和人化文化之间，形成的神话与世俗的共在关系，令大多数人无从认识自己。这是一些“圣贤”们人为制造的局面，历代的统治就建立在这个文化局面中，统治者代表神对世俗的统治，由此派生出宗教文化。形成由正统文化支配的恶性循环，使国人综合素质低下，一度被西方嘲笑为“东亚病夫”的一段历史，是不能忘却的。
    有关儒学是否是宗教文化或哲学文化的讨论，或者冠名为儒家的重新认可，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发展相关的人的问题，应该参照什么性质的文化，从总体上评论儒学这套理论对人还有多少意义和价值（不包括用它作语言文字包装乃至于人格包装）。
    儒家（春秋时期）→儒学（汉代至宋代时期）→儒教理学（宋代至清代时期）→儒家（社会主义时期），当代文人无法否认儒教理学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历史悲剧，更不可能公开复僻儒学的文教统治地位，不得不还原它最初的个体形式称之为家，给新文化观留下的隐患是消解思想解放，消解人本效应，乃至于消解共产主义，重新挽成的文化死结，悄然转移为从众心理情结，这种从众文化心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我们将通过人的情感动力与心理动力涉及的问题，逐一讲解，尽可能还大家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内在，也还中国文化真正特色。
    迄今对《红楼梦》的研究，一是石头，二是梦，应落点于联系石头和梦，归纳起来就是石头化梦，我们移到文化观，或许更贴近曹雪芹和高谔的内心世界。研究者们放弃了石头和梦之间的辩证立意，在人与情节上分析来分析去，与研究其他小说没什么区别，实际上贬低了这部传世之作的价值。刘心武不想走红学家们的路，别开生面，另辟蹊跷，虽然未触及这个主题，却也提到了人物名字的“谐音”。其实许多作家都喜欢用此来寄托喜好，曹雪芹以玉立意，道家思想较突出。中国文学史本身就蕴含着道学点点滴滴，无论作品还是作者，都取向对儒教的批判。玉是道家最珍爱的饰品，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所以流传“黄金有价玉无价”之说，这无价指的是思想无价，任何玉历代都有价。贾府是荣国府与宁国府合称，两府冠以假，影射的是封建社会，身处假道学（儒教）环境中的宝玉，在作者笔下，象征可凿之玉，最后终于离家叛逃。宁国府和荣国府被抄没落，亦是作者的寄望。但除借宫廷之力外而不可能借革命来描述。这是历史的局限。
    鲁迅则在《祝福》中把寄望给了像祥林嫂命境般的人后，又用《孤独者》表达某种绝望，而选择了共产党。把改变国人文化心理和素质，寄望给新民主主义革命，他的学生殷夫、柔石、白莽、冯铿、胡也频也成了龙华五烈士，是近代为文化直接付出生命代价的典范。鲁迅亦留下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以希望相同”的不同凡响的呐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巴金的《家》、《春》、《秋》亦与《红楼梦》有相似的立意，而且带着反封建激流取向。
中国文化，至今就未能被文化领域研究透彻，无疑是文化人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