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司马光阐述的道理很容易得到认同，因为他表达的意思很容易契合大众的心理。但本人总觉得司马光的观点没有向前进一步，把问题阐述的更清楚。其实，所谓的“德”和“才”的区别并非如此简单。如果“德”与“才”之间的区别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在操作层面上很容易地分开，如果我们的文化总是如此强调“德”，对“才”有着足够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历史何以演绎成权谋角逐的历史？
　　司马光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由于“才”胜出“德”的缘故。“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才的价值是中立的，无所谓善恶，可以用它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君子）挟才以为善，善无不至矣；（小人）挟才以为恶，恶亦无不至矣。”所以，要树立“德”的绝对引领和优先地位，用“德”才统摄“才”，则是正道；无“德”而“才”盛，则是魔道。但是，在操作层面上，我们总走不出自己的私人情感，总是本能地排斥“正直中和”之人，而亲近“聰察強毅”之人。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但这里的问题是：德和才能否分开？一个人能否在有“德”的同时还有“才”，所谓德才兼备是不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根本就不会存在？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牵涉到我们对“德”和“才”的理解。什么是“才”呢？“才”就是“智”，而中国的“智”总表现为在人际关系中，而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表现为对宇宙自然奥秘的探究。在西方社会中，“德”和“才”用力的方向不一致，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德”和“才”的关系问题。“德”体现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品质和修养，而“智”体现为人和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科学精神，即对自然界奥秘的严肃寻求。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相反，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可能在智力方面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这些社会都能容忍。因为西方有“原罪”性质的宗教，有维护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制度。西方的宗教精神不相信人是善的，因为他们偷食了禁果，心中已经有了恶的种子，注定了要在地面上劳累一生。正因为人任何时候都有作恶的动机和冲动，所以西方有着严格的法律，以法律调节人际关系，以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人的行为。所以，西方从来不弘扬道德，也不鞭笞非道德，只是强调法律的尊严。只要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就无可厚非。你道德品质再差也没有关系，只要别违反法律，也没有人会“千夫一指”的谴责你，因为西方本来就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每个人的选择都无可厚非，都值得尊重。还是那句话，只要别违反法律。
　　 也正因为此，西方人在“人事”方面没有太多的智慧，可以说很单纯，因为法律和制度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只要按规矩去做就可以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在人际关系方面浪费过多精神，他们的智力一般都投向了科学和技术领域，而不是人际关系中的左右逢源。大家不知道是否看过《阿甘正传》，那代表了美国人的一种精神，单纯、向上，不停地奔跑。不像我们中国人总喜欢看历史剧，总是在历史剧中去感觉我们前人的智慧。尽管西方也出现了大量的励志书、管理智慧之类的东西，但这些大多都是让人拥有什么品质（比如勤奋、意志力、执行力等等），而不是让人去掌握如何在人际关系中左右逢源。因为法律和制度在根本处已经限制了人的“投机取巧”。
　　 而中国则不是这样了。中国的“德”和“才”表现在同一个地方，即人际关系中。所谓的“德”要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才”也要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这个时候，“德”和“才”就表现为互相排斥，有“德”的人不可能有“才”，有“才”的人必定无“德”。这个观点很偏激，但笔者能够自圆其说。
　　 “德”是什么？道德和功利目的是互相排斥的，它总是表现为对必然性的超越。或者说，它总是在做在理性看来毫无道理的事情。也正因为此，人才获得了尊严，才比动物崇高。人在作出道德选择的时候，排斥了“成本”和“收益”的算计，而是“当机立断”。孟子说的好：“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测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看见一个孩子掉到井里，我立刻下去把他救上来，并不是因为我和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好朋友，也不是因为贪图救上这个孩子来会得到好名声，置之不理会得到坏名声。当我作出这种道德选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进行这样的算计和衡量：对我有利就去做，没有利就不去做了。一个母亲宁肯自己饿着，也要把仅有的粮食给自己的孩子吃，并不是因为他不吃照样能挨过去，而是宁肯自己饿死，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饿死，这正是道德的选择，是对功利选择的扬弃。邱少云在大火焚烧的时候之所以选择了纹丝不动，不是因为他不怕疼，而是因为他为了一个更到的目的而超越了求生的动物本能。康德说，道德彰显的是人真正的自由，因为只有超越了人的本能，属于人的自由才会彰显。
　　 如果说“德”是对功利目的的排斥，那么“才”呢？“才”恰恰是对功利目的的迎合。所谓的“才智”不过是在“得”和“失”、“进”和“推”、“进攻”和“防守”之间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罢了。没有这种算计和衡量，我们不能说它有“智”。诸葛亮有“才”，是因为他总能在与敌人的斡旋中善于衡量和取舍，表现出其足智多谋的一面。张飞没有“才”，是因为他比较冲动，是草莽英雄，做事情不计后果。
　　 所以我不赞成司马光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德”和“才”是互相排斥的。《通鉴》中后面的几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在后面会谈到。
　　 因为中国文化所决定的价值取向，“德”和“才”同时向一个地方用力，所以它们往往纠缠在一起，真假难辨。我们有时候根本分不清一种行为到底是“德”还是“才”。有时候，“德”也是一种“才”，因为所谓的“德”不过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罢了。有时候，“才”也是一种“德”，因为正是因为有“才”，才能打起“德”的幌子。赵襄子为了能上位，用尽心机，我们可以说他有“才”，但不能说他有“德”。他表现出来的“德”，我们实在不知道是真“德”还是假“德”，也许，他内心中根本就不是信奉道德的人，而是装着讲道德，博得民心而已。所以，更多的是一种“才”，而不是“德”。我们的俗语说：“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正是形象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而那些真正有“德”的人呢？因为他们不攻于算计，不计较得失，总是表现得那么没有“才”。这一点，庄子在一个故事中讲的很清楚：
　　
　　 子贡到南方楚国旅行，返回晋国，路过汉阴，见一老人正在整治菜园，他挖了一条隧道通到井底，用瓦罐取水浇园，呼哧连喘，用力很多而功效很低。子贡说：“有种机械，一天可浇百畦，用力很少而功效很高。先生不想用它吗？”
　　 浇园老人抬起头看着他说：“什么意思？”子贡说：“用木头做成个机械，后头重，前头轻，提水像抽的一样，快得好像沸水上溢，名叫桔槔。”浇园老人愤怒得变了脸色，冷笑着说：“我听我老师说，有机械必有机械的事，有机械的事必有机谋的心。机谋的心藏在胸中，心灵就不纯洁。心灵不纯洁，精神就摇摆不定，没有操守。精神没有操守，就不能得道。我不是不知桔槔快，而是感到羞耻而不用它。”
　　
　　 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那些能够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有“才”之士又怎么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呢？相反，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又怎么会是一个攻于算计和权衡的谋略高手呢？
　　 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德”和“才”的关系不过是文化中“仁”和“智”之间关系的一种表现形态罢了。仁与智的纠缠，注定了德与才的纠缠。一方面，中国人所引以自豪的道德境界，被一些悲壮的仁人志士所演绎，他们的道德楷模的地位恰恰是以牺牲和死亡表现出来。而在政治上，权谋的“智”又往往是打着道德的旗号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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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艺术之十：选择“众意”，还是守住“公意”？——读《资治通鉴》之36
　　
　　上面的困惑是我最大的困惑，至今困扰着我。个人认为是也政治学上最大的难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反映出不同文化形态上的价值取向。
　　西方人从来不相信自己的命运由谁来掌握，如果有，也是上帝，不可能是现实中的任何人。因此，对于重大的决策，要通过众人的博弈和权衡，而非某个人的振臂高呼。所以，他们以法律作为游戏规则，用民主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切的决策，如果不通过民主，即使是正确的，也不会为大家所认可，因为它破坏了程序的合法性和尊严。所以，西方很难出现英雄，因为秩序决不允许犯上作乱离经叛道者。西方文化也绝对不允许个人以代表大家共同利益的面目出现，因为你到底是真正地代表大家的利益，还是打着集体利益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鬼才知道！这样做风险实在太大了！但从另一方面看，西方人的这种理性精神也影响了效率和正确的决策，从而很容易滑向“集体暴政”。别忘了，一个智者深思熟虑的一票很可能就会被一个白痴的一票所抵消。苏格拉底就是被这种民主杀死的。在这一点上，我在前文分析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时候也说过了。但理性精神渗透到骨子里的西方人仍然认为，尽管民主制度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总比一个人说了算代价要小的多。两难相权择其轻，还是民主制度风险小一些，尽管它不是最完美的，但至少不是最坏的。所以卢梭说，民主的基础是“众意”，而不是“公益”，谁能代表集体？“集体”这个字眼太虚了，谁都能代表，好像谁又不能代表。大家还是老老实实地按规矩办事吧！所以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情形：西方人行使一项决策的时候，议会啦，上下两院啦，往往吵翻了天，甚至很多议员还扭打在一起，就像打群架一样，好不滑稽。这正是“众意”所必然表现出来的景象，你既然要充分地照顾每一个人，就要让每一个人说话，七嘴八舌，也搞不清谁说的对，谁说的错，而且每个人都走不出自己的私人感情和代表的利益，难免会吵成一锅粥。但西方人的优势也正在于此，前面尽管吵得乱七八糟，但一项政策如果能以多数的票数确定下来，就谁也不能吵了，每个人都必须乖乖地执行。无论是打伊拉克，还是制裁伊朗，前期总是吵得乱七八糟，后期总是执行的干净利索。
　　而中国人的决策呢？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中国的决策是一种以个人的“内圣之学”向群体的“外王之术”推演的管理模式。既然前者是前提和根本，那么，最高管理者的“内圣”（品德和修养）就占据了首要的地位，它决定了国家的治理遵循什么样的模式。“仁者”推行的自然是“仁政”，“暴者”推行的自然是“暴政”，正所谓“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因此，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品德修养、智商能力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天下大治并不在于法律是否健全，民主是否充分，只要有一个“仁者爱民”的领导者，老百姓自然会拥护，因为“仁”在这里已经是管理之道，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达成的默契和信任，是国家这盘棋盘活的游戏规则。一旦“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自然就会“关乎人文，以化天下”。
　　这也正是中国文化强调道德修养的原因，是圣人苦苦强调“道德自觉”的良苦用心。被外在力量强迫着（向西方的法律那样）去循规蹈矩又有什么意义呢？“利益萌（明）则有契”，外在规范的确立，潜台词就是对被管理者的不信任。人人都自觉了，法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正是这种致思的思路，使得中国的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守成性。圣人已经把这个道理都讲完了，我们这些俗人在圣人后面跟着做就行了，根本就不需要问为什么。“以不言为教，无为为君，绵绵若存，物得其真”，我们向圣人看齐，模仿圣人，就感觉自己活得文明，活得高尚，活得有意义，根本就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去反思圣人到底说的对不对。比如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的基本模式，你不要问为什么，这样成就你的婚姻就好了。圣人这么说了，肯定有其道理。可现代人偏偏不信邪，非要搞什么爱情之上的婚姻，结果，自由恋爱带来了高离婚率，所谓自由的代价何其之大，圣人早已经洞察！西方在经历了所谓性解放以后，也在慢慢地向家庭回归，可谓对中国所谓解放、自由的绝妙讽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谓的自由，都是一种反叛，而这种反叛将面临更大的代价！
　　所以，中国文化中没有独立的“智”的传统，没有超越的精神和倾向。翻开中古的思想史，无非是一部“我注六经”式的“微言大义”的历史，六经写的都很短，紧接着后面有“注”，“注”后面还有“疏”，《周易》很简短，《易传》字数就很多；《论语》很薄，朱熹“注”《论语》却很厚。还是那句话，圣人都把道理讲完了，后人只有揣摩，领会，而不是去批判。。。。。
　　历史也是如此，古代的帝王将相该读圣贤书的读圣贤书，该去读兵法的读兵法，但更多地是去读前朝各代成功和失败的教训。正如李世民所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就连我们这里要读的《通鉴》，也不过是司马光写给宋神宗的一部“通鉴以资治”的历史资料的选编。至今，我们中国人仍然喜欢历史剧，爱看古装片，总喜欢到历史中去挖掘些什么，领悟些什么。而不像西方人，爱看什么科幻片，什么《黑客帝国》啦，《金刚》啦等等。
　　所以在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因为我们不需要，谁要是敢“较真”，立即就会被历史淘汰。我们下面马上就会看见秦朝的昙花一现，马上就会看到汉朝到底在秦朝的灭亡中吸取了什么教训。敢撼动中国文化的根据，结局只有一个——失败。所以，中国缺乏集体思考的习惯，而总是被人带着思考，无论是圣人（思想上的领袖）还是帝王（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在思想的传承和国家的治理中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中国，没有卢梭意义上的“众意”，只有“共意”，而对“共意”的代表，必须要求其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在强调道德自觉为基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最大的愿望，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感和使命感则是知识分子的最高诉求和最终价值体现。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作文章”。
　　本人总喜欢把中西方拿来进行对比，让两者进行对话或者激荡，而本人没有偏爱中国文化，或者偏爱西方文化的私人情感在作祟，而是力求做到“价值中立”。本人坚定地相信：一个文化的优势可能正是它的劣势，相反亦然。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也有着中国文化的毛病，任何一种独断都将是一种偏执。在这里，“愤青”式的叫喊和谩骂绝对不是战斗！（套用鲁迅先生的话）中国文化虽然早熟，但有着对理想更为崇高的追求，对人的尊严有着更有价值的诠释，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更为深刻的洞见。谁如果想要否定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本人愿意第一个做“殉道者”。但中国文化的这种过于理想的色彩在现实中因为没有可操作性却走向了原来目的的反面，也就是本人所说的“仁”与“智”的纠缠，“德”与“才”难辨，从而最终导致了“内圣”与“外王”的断裂，造成了“价值之幕”对“事实判断”的捕杀（殷海光先生语）。近代以降，中国文化遇到了自己真正的对手和敌人，西方文化以其“坚船利炮”为先导，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其主智的理性主义传统和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物质力量让中国人不得不正视，不得不面对。正如一个智慧的老人碰到了一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还没有给他将讲清楚做人的道理，他已经将你打翻在地了。于是乎，国人在近代以来集体意识里都有着浓厚的生存焦虑和自卑感，而这也正是迅速抛弃自己的文化的心理动因（鲁迅、胡适等人）。而另一个方面，力图捍卫中国文化的卫道士和保守主义者（王国维、梁漱溟等人）却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认同感和强烈的偏执感情，从而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使得中西方的对话并没有在实质意义上展开。新儒家所谓“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也不过是先承认中国文化的“道统”的不变为前提，陷入了以果推因的怪圈，难免进行了牵强附会的论证和“微言大义”的引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戊戌变法不得不面临着挫败，因为你仅仅改变了书本中的孔子，而没有改变民众中的孔子。在这里，说理是没有用的，关键是情感的转移。当这种引申和论证失败之后，国人好像恼羞成怒了，“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呼声甚嚣尘上，但遗憾地是，你还是中国人，吃多少肯德基、喝多少人头马，也改变不了你的人种和血液。
　　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西方的理性主义走到了尽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现实中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从两次世界大战，到一些让人无法控制的技术疯狂（比如克隆、热毒素、原子弹）都将人类至于了生死在一刹那的边缘。瞬间的毁灭随时都可能发生，人的生死可能被一些神经质的高智商科学家所操纵，何等脆弱！因为一些东西一旦产生，就不受你控制了，成了一把神经质病人手中的一把利斧（爱因斯坦语）！克隆技术产生以后，都说不要克隆人，但又有谁拦得住呢？我悲观地认为，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收不回去。所谓脆弱的人道主义喊叫和浪漫主义感伤都不能阻止这一趋势，除非它不存在。庄子早就深刻地指出，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中国人直接选择了让它不存在，而西方让它产生了，又想去遏制其负面效果。到底哪一种文化更深刻，不言自明。
　　技术一旦形成，就有了不受人控制的力量。卢梭早就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想回到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可惜，疯狂的西方人已经回不去了。技术成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把人活生生的生命扭曲、变形，加入这种“座架”，所谓的精确化管理，数字化生存的出现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说，中西方文化必须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而这种对话首先要有平等的对话权。中国不能在西方文化面前患上“失语症”，不能在因为其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承认其“话语霸权”，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化投入太多的情感，过于守成。所以，两种异质的文化必须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加以考量，而这也是文化创新的一个契机，没有挑战，又怎么会有应战呢？汤恩比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话不是去争发言权，也不是去寻求些什么。而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和推陈出新都是在“对话”的张力中产生的。毋宁说，没有“对话”，就没有发展和创新，自身的东西也不能够获得新的意义和内涵。这一点，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从先秦诸子那里都得到过明确的论述。窃以为，“对话”、“激荡”，乃是任何事物得以发展的存在方式。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读论语，就是和论语进行对话。这是时代的差异造成的张力，其中不乏激荡。西方文化则和我们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在对话过程中也存在着鲜活的张力。这一点，解释学已经说得很明白，一个文本的意义的发现是无限的过程，文化也是如此。冯友兰先生也说，不要照着讲，要接着讲下去。继承中国文化，也不是去重申几个“子曰，诗云”的经典句子，而是学会像孔子那样去观察，去思考。可惜，我们偏离了这种轨道。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