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一位医生的信——我为什么写《底线》？

sun_X：你好！

当晚就看到了你在“2005-11-29 18:34:53”的留言。

你看了我的中篇小说《底线》及部分朋友的留言后写了下面这段话：

“老柯，你是名人了，你写这样的文字有没有考虑到后果？？？

医者父母心，我自认我是一个有医德的好医生！！！

你这样的文章将所有医院所有医生贬得一文不值，如评论所言，是社会的毒瘤？！

你有没有调查研究？？你对医疗行业有多少发言权呢？你了解我们的医疗体制吗？

我看不到原文了，麻烦你给我再留一份吧，也好探讨一下！”

sun_X，首先，谢谢你关注我的博客并且留言，很愿意与你探讨。

你说自己是个好医生，我信。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医生确是好医生。这并不是套话。一个人对人生专业的选择是有其人格特点的，除了那些为生计所迫的选择外，如喜欢搞财务的人有搞财务的特点，喜欢弄电脑的人有从事电脑的特点，喜欢艺术的人特点就更明显，而一个人选择学医，“救死扶伤”自然应当是其人格的一部分。

我关注医学比较早，家族中有人从事西医，而我的爱好是中医。当然，爱好可能引发我对这一领域生活的兴趣，但写小说却是另一回事。《底线》是一部中篇，篇幅不大，不可能对中国的医疗现状做出全面的分析与评价，即使作者有此愿望，这也不是小说的功能。

你说我的文章“将所有医院所有医生贬得一文不值，如评论所言，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你看过小说，相信不会得出这种印象。

之所以将小说定名为“底线”，是因为在我的观念中，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仅一般民众有所谓道德“底线”，社会的价值与良知更应为一些阶层所支撑。如教师，如记者，如法官，……当然还有医生。如果一个社会连这样的阶层都在道德操守的“底线”陷落，应当引起忧虑。

然而，在我的生活环境中，我看到了大量的“底线”崩溃。周围的人初始还会义愤，时间久了，纷纷变得麻木，以为生活就是这样，虽不理想，但无力改变。

我在《底线》中写到的鲁小兵并非通常意义的坏人，他大学毕业后，先作为援助项目在国外工作了两年，回国后的现实与想象有极大落差。鲁小兵工作很辛苦，医术也并不差，但总比旁人挣得少而且少很多。郁闷之中肯定要探其究竟，这才得知另有挣钱方法。他也有过内心冲突，但其心理“底线”终于随着对金钱追逐的情势一点点陷落。作品只是客观展示了这个过程。

不久前，我曾就傅彪的过早去世写过一篇短文，谈到了“相对贫困”问题。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飞速发展，民众生活有了过去无法想象的提高。许多家庭在温饱之后，拥有了住房和汽车。但人们并不满足，相对于几十年前的物质匮乏，人们普遍对金钱有了更多焦虑。

这也许是社会转型期无法避免的一个阶段，我无意对此作出道德评价，却希望人们在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中，关注精神的平衡与健康。

应当说，《底钱》写到的医院生活远不是最腐败的，不久前中央台《新闻调查》播出的哈尔滨一家医院发生的故事要触目惊心得多，而媒体最近几年更是揭出许多无法想象的腐败与黑暗。

这里，我想披露有关《底钱》的一点“花絮”。

我的长篇小说《新星》、《龙年档案》都是在《当代》发表的，记得编辑部看过《龙年档案》之后，曾说“柯云路从现实主义作家转变为浪漫主义作家了”。我当时对此评价大不理解。编辑认为，《龙年档案》中的罗成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是作者的理想主义想象。当然，后来媒体大量报道了时任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的事迹，而《龙年档案》中相当一部分生活即取材于此。

《底线》写好后，我很自然地将稿子投给《当代》，而这次他们做出的是另一种评价。认为作品太写实，而文学应当不同于生活，应当有激情和梦想。

不久前，北京台连播了这篇小说，我从听众那里得到了许多相当正面的反馈。他们认为这篇小说写得好，写得深刻，等等。

你看，同样是读者，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感受就很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