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一则新闻，报道南昌救助站的现状。

据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每日接待的骗子居然比乞丐还多。一些人以救助为名骗取火车票后，再到售票窗口退票或低价卖给乘客。并且这些人已结成帮派，跑票者为“马仔”，上有“老大”组织控制。每个马仔每月须完成800元跑票费，多余的“利润”才归自己。这则新闻说，在南昌等许多城市，“跑站”者竟占到了救助人数的60%。工作人员虽明知对方不属于救助对象，但如果不给车票，对方动辄大吵大闹，严重者甚至毁坏公物，打伤工作人员。无奈之下只好将票给出，以防进一步纠缠。

关于骗乞，关于一些恶人强迫残疾幼儿行乞的劣迹，我们已看了太多报道。

一次，我与一位外地来京的朋友约在车站见面。等人的时候，面前走过一个弯腰拄拐、表情痛苦的男人，拖着一条残腿依次向路人乞讨。这样转了一圈之后，他缓缓蹭到路边，我的目光本来对他只是无意识跟随，却突然被刺了一下。这个男人回头看看，见无人注意，猛然直起腰来，将那支用来支撑身体的木拐夹在腰间，大步流星穿过马路。就在接近对面车站的时候，他又重新弯下腰，找回了刚才的姿势和表情，仍像一个伤残老者呻吟乞讨。

这使我内心很不是滋味。

我认识一位导演，属于仗义行侠的性情中人。为助学两个边远山区的孩子，按月寄钱已坚持了几年。这件事成了他的一个兴奋点，每有朋友聚会总要提起。并不为炫耀，而是两个孩子确实争气。不仅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优异，还常常写信向导演“恩人”汇报各自的学业与进步。更让他欣慰的是，村委会有时也会在信后附上“证明”，对导演的“高尚行为”表示感激。两年前他去那个地区的省会出差，特意要了朋友的车，兴冲冲带了一大堆衣物文具一路奔驰去看两个孩子。风尘仆仆地找去一问，才知两个孩子根本不存在，名字成绩均为造假。几年来他按月寄出的学费与生活费一向由村干部领取，那一封封汇报学业的信也由他们安排专人定期写好寄出。这在当地并不是秘密。村里人说，这样的捐款还有好几笔。

导演目瞪口呆，回来后发誓再不做任何捐助。

行乞，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我曾到过美国的一些城市，在热闹的街区和旅游景点也见过乞丐。他们往往默默地站在街区一角，手持缸子或底朝上的帽子。也有的会在路人经过时凑到耳边轻声喃喃，我听不懂，问陪同的朋友，知道他们说的是“借两块钱花花吧”。

现今的美国人穿着相当随意，街上西装革履的人极少，大多数人都很休闲。这恐怕也是生活水平的一种体现，穿衣不再显示身份或财富，而回归到舒适与保暖。行乞的人表面上看也都衣着普通，甚至算得上整齐干净，并没有通常中国人概念中的可怜相。

我有些奇怪，问陪同的人为什么街上行乞的是些并不衰老甚至看来身体健壮的人？朋友说这很正常，在美国，伤残老幼的生活由政府负责，这些人是不允许也用不着乞讨的。而那些拿着缸子站在街边的人不属于救助对象，之所以行乞，只因为流浪是他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愿意这样活着。

原来如此。

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常看到报上公布的一组组数字，我们的产值增速多少，人均收入又提高多少，中国如何已进入大国行列，国人应当怎样转变观念以具备与大国相匹配的心态云云。

但我常有另外一想。为了那些高楼大厦，为了当下某种数字的增长，中国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仅从道德层面上说，许多人不再相信求助的眼泪，面对乞讨者伸出的求助之手，选择默默走开。

这或许并不能责怪人们缺少善心。

当报上披露一些恶人强制孤残儿童上街乞讨行骗时；当那些屡见报端的救助款被挪用，救济物资被贪污时；这些现象对善心的打击难以估量。

善意与爱心常常很强大，可以创造许多奇迹。

但善意与爱心又很脆弱，经不得欺骗和打击。

扶助弱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之所以有面对求助的冷漠，其原因之一，恐怕是对善意爱心的制度性保护的某种缺失。

当一个人献出爱心时，知道自己的爱心未被亵渎，这是最基本的权利与要求。

前不久东北发生的一件事情使不少人感动。一个患有严重脑疾并因此失明的儿童心存一个美丽的梦想，希望能到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但孩子的病情已经不起远途跋涉，于是，通过媒体和互联网，两千多人自发地组织起来，以一个“善意的谎言”在距其不远的城市模拟了天安门的升旗仪式，满足了这个病患幼儿的最大心愿。

也有人不屑，觉得“小题大做”，是一种“资源浪费”。

但我以为，当两千多中国人用真诚的祝愿为病弱的孩子编织梦想时，他们自身已得到了最大的回报，那就是在这个活动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