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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感觉一个新的“我”(二)
「情势」根本不允许人做哲学上的思索，人必须为生活设想，也就是说，全然单纯地去想什么地方可以生活与工作。革命以及有关的一切引起我很深的厌恶感，同时，尽管我同情「白俄」我也不可能相信他们会成功。布尔什唯克毫不迟疑就允诺的事情，不管是他们还是别人根本没有办法实现。他们的主要力量就在这里，这也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他们竞争的。此外他们还有德国的支持，后者在他们身上看见可以在未来复仇的可能性。曾经从布尔什唯克手中解放我们的自愿军有能力作战并且征服他们，但却没有能力在解放区组织一个适当的生活方向。在这方面领导者既没有计划、没有知识也没有经验，这当然不能怪他们，但事实就是事实。情况非常不稳定，还在滚向莫斯科的风浪随时都可能再往回滚。
有必要到国外去，我以伦敦作为我最后的目标，首先因为在那里我认识的人较多，再来是因为我认为比起其它任何地方，英国人对我现在所拥有的新观念也会引起较大的兴趣及较大的回响。而且，在我战前赴印度以及战争初期回返的旅途经过伦敦时，我就已决定到那里去写以及出版我的书，那是在1911年就已开始写的《众神的智慧》，随后以《宇宙的新模型》为书名面世。事实上在这本书里我触及了宗教的问题，尤其是研究新约圣经的方法，根本不能在俄国出版。
所以我决定到伦敦，并且在那里尝试安排演讲与组织团体，就像在彼得堡一样，但这得经过三年半之后才实现。
在1919年六月初，我终于离开了Essentuki，那个时候那里已变得相当平静，重新建立了一些生活，但我并不相信这平静，仍然有必要出国。首先我去Rostov然后到Ekaterinodar与Novorossiysk，之后再回Ekaterinodar，那时Ekaterinodar是俄国的首都。在那儿我遇见几位在我之前离开Essentuki的团员，也遇到一些从圣彼得堡来的朋友与旧识。
其中有次交谈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从彼得堡来的朋友在我们谈到葛吉夫的体系与工作自己时，问我是否能指出这工作的实际结果。
回想前一年当中所有我经历过的，尤其是葛吉夫离开之后，我说我获得一种奇怪的信心，无法以三言两语来界定，我必须详细一点描述。
「这并不是一般所谓的自信，」我说，「完全相反，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对自己的不重要与无意义的信心，那个自己是我们通常所知的。但我有所信心的是，如果有可怕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就如同去年那些发生在我的许多朋友身上的事情，会去面对的将不是我，不是这个一般的我，而是另一个在我里面的我，他会跟情境相当。两年前葛吉夫问我有没有感觉到一个新的我在我里面，我必须回答我感觉什么也没改变，现在我可以说不一样的话了。我可以说明这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它不是立刻发生的，我的意思是这改变并不包含生活的每一刻，所有的日常生活仍然以一般的方式继续着，所有那些非常普通的愚蠢的小我群，或许除掉一些已经变得不可能的之外。但如果有很大的事发生，那种会拉紧每根神经的事，那么我知道这大事不会由一般的小我去面对，那个现在正说话的我，可以使之害怕的我，或任何这类的我---而是由另外的，一个大我，那个没有任何东西可让他害怕的我，那个可以对等于所发生的一切的我。我无法描述得更好，但对我而言它是个事实，而且这事实的的确确与这工作有关。你知道我的生活，也知道我不怕很多别人经常害怕的事情，包括内在和外在。但这是不一样的，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因此我知道，对我自己这新的信心不是单纯来自生活重大经验的结果，它是我打从四年前就开始的工作自己的结果。」
在Ekaterinodar以及随后在Rostov的冬天期间，我召集了一小群人，依据我前一年冬天就已拟好的计划，对他们演讲解说葛吉夫的体系以及从日常生活中能导向这体系的事物。
在1919年夏季与秋季期间我收到葛吉夫从Ekaterinodar 与Novorossiysk寄来的两封信......他写说他已经在Tiflis开了一所「人的和谐发展机构」，有着非常广阔的计划，信中附上一份这「机构」的计划书，这着实让我沈思良久，计划书是这样开始的：
根据葛吉夫.I.葛吉夫的体系而成立的「人的和谐发展机构」，经由国家教育部长的核准于Tiflis正式开张。机构接受儿童与成人，男女皆收。研究课程将于早上与晚上进行，研究课程如下：多种体操（有节奏的，有治疗效果的，以及其它），练习项目有意志、记忆、注意力、听力、思考能力、情感、本能等等的发展。
除了上述之外还附加了：G.I.G.的体系已经在一整系列的大城市中开始运作，如孟买、亚历山大港、卡布尔、纽约、芝加哥、奥斯陆、斯多哥尔摩、莫斯科、伊山土基，以及国际性与劳动兄弟会的所有部门及家庭。
在计划书的最后，列举了「人的和谐发展机构」的「专业老师」名单，在其中我看见自己的名字与「机械工程师」P的名字，以及另一位我们的团员J，他那时住在Novorossiysk，并没有任何意图想去Tiflis。
葛吉夫在他的信中写说，他正在准备他的「魔术师的挣扎」芭蕾舞。他完全没提及以前的困难就径自邀请我到Tiflis去跟他工作，这是他非常独特的作风，但由于各种原因我无法去他那里，首先我有很大的金钱上的障碍，再来是，对我而言在Essentuki引发的困难是非常真实的。我离开葛吉夫的决定已经让我付出很大的代价，我无法轻易放弃，尤其是他的动机昭然。我必须承认，对于「人的和谐发展机构」的计划我并不热心，当然我了解，它意味着葛吉夫明显地被迫就外在的情况对他的工作赋予某种外在的形式，如同他在Essentuki所做的，而这外在的形式多少有点讽刺画的味道。但我也了解在这外在形式的背后依然竖立着和以前一样的东西，而这是不能改变的，我只怀疑我自己适应这外在形式的能力，同时我很确信不久就会再遇见葛吉夫。
P从Maikop来到Ekaterinodar，关于体系与葛吉夫我们谈了很多。P处在一个相当负面的想法里，但我觉得对于体系与葛吉夫之间似乎有必要做个区分，这帮助他对事情的状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我开始对我的团体感到非常有兴趣，我看见继续工作的可能性，体系的观念找到了响应，而且明显回答了人们想要了解自身与周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需求。我们之间也为那吓坏我们朋友及「同盟」的俄国历史下了最后的结论。我们的前景是一片漆黑。秋季与冬初我在Rostov，在那里我遇见另外两或三位彼得堡的团员以及从基辅抵达的Z，就像P一样他对于以前所有的工作也有非常负面的想法。我们在同一住处安顿下来，和我谈过之后似乎让他修正了许多事情，并且确信自己原来的评价是对的，他决定到Tiflis去找葛吉夫，但他命中注定无法达成。我们几乎在同一个时候离开Rostov，Z晚我一两天离开，但他抵达Novorossiysk时已经病了，1920年一月一日他死于天花。
随后很快我试图到康士坦丁堡。那个时候康士坦丁堡充满了俄国人，我遇见来自彼得堡的熟人，透过他们的协助我开始在"Russki Miyak" 的办公室公开演讲，我立刻召集了相当多的听众，大部份是年轻人。我继续发展在Rostov与Ekaterinodar开始形成的想法，将一般心理学、哲学的观念关连到密意的观念。
我没有再收到葛吉夫的来信，但我确信他一定会来康士坦丁堡，实际上他在六月抵达，带着一个相当大的团体。
在旧俄地区，即使是遥远的边界，工作已经变得不可能，我们逐渐接近要在欧洲工作的阶段，这是我在彼得堡就预见的前景。
我非常高兴看见葛吉夫，对我个人而言好像由于对工作的兴趣，以前所有的困难都可以放在一边，我可以再次跟他工作，就像在彼得堡一样。我把葛吉夫带到我的演讲会上，交给他所有来听我演讲的人，尤其是三十多位经常在"Miyak"办公室楼上聚会的小团体。
葛吉夫那时将芭蕾视为他工作的重心，此外他还想要在康士坦丁堡组织一个Tiflis机构的延续，其中主要的工作会是舞蹈与节奏练习，这将为三与芭蕾的人打基础，根据他的构想芭蕾应该变成一所学校。我为他编写芭蕾的剧本，因而开始比较了解这构想，舞蹈以及所有其它的舞蹈「数位」，或所谓的「滑稽剧」，需要长时间与特殊的准备。那些为芭蕾做准备或正在跳芭蕾的人都要研究自己，并取得对自己的控制，以此达到更高形式的意识。在芭蕾中也融进了许多必要的舞蹈、练习、回教舞的仪式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东方舞蹈。
对我来说那是非常有趣的时期，葛吉夫经常到Prinkipo来找我，我们一起去逛康士坦丁堡市场。我们去看Mehlevi回教旋转舞，他解释了一些我以前无法了解的东西。回教旋转舞的旋转是一种基于数数位的头脑练习，就像那些他在Essentuki示范给我们看的练习一样。有时后我整天整夜跟他一起工作，其中有个晚上特别留在我的记忆里，当我们为「魔术士的挣扎」「翻译」一首回教歌时，我看见他平常很小心隐藏的艺术家葛吉夫与诗人葛吉夫，尤其是后者。这翻译是葛吉夫先回想波斯诗歌的形式，有时他自己小声地重复几次之后替我翻译成俄文。大约十五分钟之后，当我完全消失在形式、象征、以及消化当中时，他说：「好，现在从中做出一句诗来。」我并没有试图创造任何韵律或寻找一个节奏，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葛吉夫继续着，然后又经过十五分钟他说：「那是另一行。」我们一直坐到天亮，当时我们就在离旧俄领事馆不远的Koumbaradji街上。终于城镇开始苏醒，我已写了（我想）五首诗并且停留在第五首诗的最后一行，我的脑袋已经筋疲力竭。葛吉夫笑了，但他也累到无法再继续下去，所以诗歌就停留在那儿并未完成，因为他再也没有回来工作这首歌。
这样的方式度过了二、三个星期，我尽我所能帮助葛吉夫组织他的机构，但逐渐地像在Essentuki时发生的困难又挡在我眼前。因此，当机构开张时，我想是在十月，我无法三与，但为了避免妨碍葛吉夫或使那些来听我演讲的人造成困扰，我结束我的演讲，也不再拜访康士坦丁堡。有些来听我演讲的人到Prinkipo来拜访我，我们就在那里继续由康士坦丁堡开始的谈话。
两个月之后当葛吉夫的工作已经变得稳固时，我又开始在康士坦丁堡的Miyak演讲，我继续了六个星期，不时拜访葛吉夫的机构，有时他也到Prinkipo来找我，我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维持非常好。到了春天他建议我应该在他的机构演讲，于是我就在他的机构一星期讲一次，葛吉夫自己也三与其中，补充我的解释。
夏初葛吉夫关闭了他的机构到Prinkipo来，大约这个时候在某个地方我仔细告诉他我的一个计划，我已起草写一本书解说他在彼得堡的演讲与谈话，并加上我自己的注解，他同意这个计划也授权我写并且出版。直到那时之前我都一直服从有关葛吉夫的工作规则，这是每个人都要服从的。根据这条规则，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人有权书写（既使只是为了他自己的用处）任何有关葛吉夫或他的构想，或任何其它三与工作的人，或保留信件、笔记等等之类，更别提能公开出版只字词组。早年期间葛吉夫强烈坚持这项规则每个工作中的人都应该接受，都要许诺未经允许决不写任何涉及葛吉夫的东西，更别说出版任何东西了，甚至在他离开工作之后也不行。
这是许多基本规则之一，每个加入我们的新人都会听到而视之为基本且义务的规则。但随后葛吉夫也接受那些不注意这些规则，或不想认真考虑的人加入他的工作。这解释了其后坊间出现了描述葛吉夫不同工作时期的各式书籍。
我在康士坦丁堡度过1912年的夏天，在八月时离开到伦敦去，在我离开前葛吉夫建议我应该跟随他到德国去，他还想在那里重开他的机构并准备他的芭蕾舞。但首先我并不相信在德国有可能组织工作，再来我也不相信我能跟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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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6/11 23:01:41 [只看该作者]
